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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七章 实难从命（第1页）

鬼子很警觉，鬼子们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们，而且作扇型地向他们包围了过来，忽然一声声哨子响，鬼子又纷纷向后跑，原来鬼子吹哨子集合了。

石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一次还是有惊无险。石头也紧急集合队伍，快速撤出了那个村子，避免了与鬼子的再次接触，他们的疲惫，他们的弹药，已不足于也不允许与鬼子再打一仗

几天以后，鬼子这次历时多日的扫荡终于结束了。

石头他们经多方打听后，才知道沈鸿烈山东省主席没有死，皮毛没伤一点，现在省政府移至临朐南部山区吕匣店子一带，又形成了以吕匣店子为中心的方圆20华里范围的省政府驻地区。

几天后，石头率残部到了吕匣店子村，石头当日就去见省主席，当日没有见到沈鸿烈，沈鸿烈很忙，石头就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十时，沈鸿烈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石头，沈鸿烈看到石头第一个反应就是快步迎了出来，没等石头来得及给他敬礼，就一下握住石头的手说：“大恩人，大英雄啊。”

石头被沈鸿烈的热情，沈鸿烈的称谓，搞得不知所措，石头说：“沈主席这样说，真是折杀我了。”

沈鸿烈哈哈大笑。

沈鸿烈说：“要没有你和第一旅的拼死掩护，我命休也！”

沈鸿烈紧拉着石头的手，将石头引带进了他的办公室内，沈鸿烈的办公室还时那么讲究，宽大的办公桌上摆设着文房四宝，有很多的书籍，很有书卷气息。

沈鸿烈问了石头突围后的一些情况，石头都详细地作了回答，沈鸿烈也述说了自己那次突围后，被鬼子追赶搜捕的一次次尴尬。

最后，石头打听了旅长王耀宗的情况，沈鸿烈说：“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据说被鬼子包围在一个小村子里，与鬼子打到最后，就剩下了他一人，他为了不被鬼子俘虏，他为党国捐躯了。”

石头的心里忽然很压抑，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两个人同舟共济一年多，已经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只是现在是在沈鸿烈的办公室里，石头还是忍住了。

中午，沈鸿烈没有让石头走，在客厅里在几位省政府的要员作陪下，吃了一顿饭，席间，沈鸿烈表示仍保留保安新编第一旅的建制，旅长由石头来担任。负责省政府的安全保卫工作，缺额的兵员将很快就会补齐。

这一时期，沈鸿烈大力推行其在主政山东之初提出的重建省政、整编地方武装两大中心任务。省政府的各种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大中心展开的。但是沈鸿烈的省政重建只是重新制造了层层行政机构的空架子，不仅不能尽其省政、县政之实效，反倒造就了一批横行地方的大小官吏。

自鬼子的这次扫荡，沈鸿烈吃了大亏，沈鸿烈变得“聪明”些了：如果想要在敌后生存下去，是不能针锋相对地跟鬼子较量的。

同时，沈鸿烈还从蒋介石历次对他的电示中，他也逐渐领悟到老蒋并不奢望他收复失地，重整河山，而是希望他能限共、防共方面有所作为。沈鸿烈看出来了，蒋介石把他、把于学忠安插在山东，名义上是抗日，可实质上却是让他们“防共”、“限共”甚至“反共”，不能让共产党在山东做强做大。。

沈鸿烈对于蒋介石的意图心领神会，又鉴于八路军的武装在山东各地的发展也确实十分迅猛，觉得长此下去他将无法向蒋介石交代，于是他便开始他的“限共”“反共”的策略了。

沈鸿烈知道要实行这一目标策略，就要有自己的武装做后盾，他加快收编地方武装的步伐，沈鸿烈在保安司令部建立整军机构，制订整军纲要，并设立了省、区、县给养统筹委员会，对某些地方武装甚至采取收买、分化、瓦解甚至打压的手段进行收复，沈鸿烈还给地方保安武装下达了番号，一时间也聚集有了上万人马。

沈鸿烈还信给乐陵县县长牟宜之：“务必统一军令于国民政府，必须独揽党、政、军三权，一切事务不容共产党和八路军插手；要尽最大可能束缚他们的活动，限制他们发展，处处事事予他们掣肘、刁难，尤其在军饷、粮食、服装上不予供给。同时也不许他们建立政府向百姓征收摊派粮款。总而言之，务必使共党、八路无法存身。要达到目的，必须心肠狠，手段辣，做事绝。”他在信中给牟宜之壮胆说：“你舅乃当今元老、中央委员，他们非但不敢动你一根汗毛，即使有丝毫的捣乱或不服从举动，哪怕稍稍的阻碍你的政令、军令的施行，量他们也不敢，否则我可以通电全国，给他们以破坏政令军令统一、破坏抗战的罪名。”

沈鸿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39年春天，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在博山县太河镇伏击过路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和护送部队，杀害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等十余人，扣押八路军干部战士2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和惨案”。

“太和惨案”发生后，秦启荣、王尚志遭到共产党的严厉谴责和军事上的反击，在山东国民党内部也普遍受到批评和指责。然而，正当他们十分孤立和被动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却下令嘉奖秦、王二人，赞扬其：“能战敢为”。

同时，国民党中央驻山东党务特派员裴鸣守也一再表示坚决支持秦启荣、王尚志在太和的举动。国民党上层的这种做法，对山东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原来与共产党有合作关系或保持中立态度的国民党人，纷纷向右转，沈鸿烈、秦启荣等反共气焰更为嚣张，提出了“宁伪化，不赤化”，“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口号，国共“磨擦”事件与日俱增。

1939年秋，在沈鸿烈的授意下，秦启荣部又连续在鲁中制造了“雪野事件”和“淄河事件”；在鲁西，国民党顽军王金祥、卢翼之、齐子修等部接连挑起武装冲突；在胶东，以国民党顽军赵保原部为首组织了近3万人的“抗八联军”，专门攻打八路军；在鲁南，顽军阎丽天、王化云部联合向八路军武装挑衅。据统计，仅此半年内，山东国民党军队向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攻达90多次，杀害扣押八路军干部战士2000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共产党组织及其武装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正确地处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联合与斗争的问题，既坚决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又保持必要的忍让，尽力维护山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策略上，根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原则，把沈鸿烈和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这两个国民党在山东的代表人物加以区别，制定了“拥护于学忠，联合东北军，孤立沈鸿烈，打击秦启荣”的方针。成功地建立并维持了与于学忠的统战关系，使山东国民党正规军在“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中基本上保持了中立。

这一时期，山东国民党在整体上日趋反共，国共关系以“太河惨案”为转折点由合作走向对立，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蒋介石没有真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是打算在抗战中限制、削弱、取消共产党。当共产党发展壮大时，蒋介石改变政策，由联共改为“限共”、“反共”。从1939年春开始，国民党连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展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在全国范围掀起反共高潮。这一背景必然对山东国共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山东国民党在整体上对共产党具有一种排斥力，它来源于两党10年间残酷斗争的历史。因此，不少国民党人对共产党持有敌视、仇恨或疑惧的态度，不容忍共产党的发展。第三，有的国民党具有正统思想。认为尽管是国共合作，但国民党是执政大党，有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是抗战的领导者。共产党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参与抗战，应听从国民党指挥。甚至有的国民党人竟认为国共合作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因此，当山东共产党为了抗战，为了生存，而发展力量，尤其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对共产党进行压制和摧残。

1939年十月的一天，沈鸿烈忽然派人将石头叫去，交给了石头一个任务，石头一听这任务头皮发麻，身上发冷似的起了一层又一层的鸡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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