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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围城（第1页）

走出围城注释标题此文为林建法等主编第三辑《当代作家面面观》序，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

这本书是三方对话，一方是批评家，一方是创作家，一方是编辑家——其实编辑常身兼二职，既有批评也有创作，只是把批评意见和创作构想都写进了稿笺，融入别人署名的作品之中，隐在出版物的万千气象之后。

三方均为文学的生产者，但各有所司，各有所专，具有不同的实践历程与知识视角。因两位主编的促成，他们相约于此书，以文解人，以人证文，算是一次借助笔墨的近距离交流。

自九十年代来，文学热潮渐退，文学活动趋少，圈内人见面机会不如从前，倒也有一份相忘于江湖的散淡和自在。即使有缘把臂，似乎也鲜有八十年代那种激情的切磋和争论，鲜有战友式的同仇敌忾与甘苦相知。时光飞逝，八十年代的朴质和浪漫俱往矣，九十年代显得更加成熟，也更加世故；有更多的独立，也有更多的疏离——人们相会之际仍能妙语连珠大笑生风，只是文学话题越来越少。扑克、古董、保龄球、养身术、流行笑话、欧洲杯足球赛等，正占据文学原有的位置。

是文学已经谈完了吗？或者说，成天表现出亢奋的文学反而涉嫌小儿科的弱智和多动症？

生活是文学的母胎，而九十年代以来的生活正在模式化。作为出版市场大国的受益者，文人们眼下大多有了中等阶层的滋润日子，房子住大了，家具换代了，职称升高了，赴宴与出镜也多了，穷乡僻壤穷街陋巷的往事已渐模糊。屈辱生涯成了透支的自叙，穷小子们大多退出了视野，正远离沙发和浴缸所侍候的神经末梢。文人们终于有了应有的幸福，但幸福的代价，是他们从各个社会层面和各种生活经历中拔根而出，不再是来自遥远现场的消息报告人。他们大多被收编到都市白领的身份定位，不经意中已被训练出通行的消费习惯，连关闭电视后的一个哈欠，也有差不多的规格。正像俄国老托尔斯泰说的：幸福者有共同的幸福，不幸者有各不相同的不幸。他们正是因为幸福而变得彼此雷同，与圈内人的相见，差不多是镜中自照，差不多是自己戴上假面前来握手寒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双方来一次掏心掏肺的深谈，能获得几多惊讶？

观念是文学的种子，而九十年代以来的观念正在流行化。据说有人已宣告“历史的终结”，实际上是指对历史的认识已终结。怀疑到此止步，批判逾期作废。善与恶，独与群，意识与潜意识，现代与前现代……这一套知识已经构成了圆通的解释体系，完全够用的几把尺子，似乎足以测示世界上任何悲剧或闹剧，勘定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人。对于有些文人来说，他们不再用生活孕育思想，就只好尾随大街小巷里的众口一词，把自己的脑袋交给流行媒体。即便还偶有商榷，还偶有争议，也不过是我用这把尺子时你刚好用了另一把，或是我从下量时你刚好要从上量，我量左时你刚好要量右——度量的标准本身并无不同。一本本流行的哲学或经济学，批发出太多相似的观念、口吻、修辞手法以及衍生读物，传染病一样改变着文学，使太多言说变得似曾相识又无迹可求，使八十年代的个性解放，终于会师于某些脱口而出的套话。事情到了这一步，交流岂不是有点多余？那么多研讨会、报告会、名人对谈是否热闹得有点空洞？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步入中年，有了中年的厚重也有了中年的迟缓，有了中年的强健也有了中年的疲乏——生活模式化和观念流行化不过是常见的文明病，是现代社会里文人被专业化、科层化、精英化、利益体制化后新的危局。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要永葆青春，就得再一次走出围城，再一次向广阔的生活实践和敏锐的知识创新开放，再一次把自己逼入陌生的前沿。事情得从头开始，甚至得从文学以外的功夫开始。

眼下这本第三辑《当代作家面面观》，为文学带进了很多新面孔，也带进了很多新的话题和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开放的意义。作为读者之一，我把它看作一张缓缓打开的大门，引我进入围城之外新的风光。

199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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