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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他（第1页）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四月五日夜九时三十四分，我站在广场纪念碑的须弥座旁，就着身旁一位姑娘打出的手电筒光，正抄着一张刚用胶布粘上不久的抗议压制悼念周总理活动的七言诗。这时的广场，不但已经没有了雪山银海般的花圈，而且，经历了白天一系列激昂的场面后，笼罩着一种大雷雨前的郁闷气氛。尽管如此，纪念碑附近仍旧不断出现新张贴的诗词，而且，一些包括我这样愿把历史见证人的职责承担到底的革命群众，还在那里积极地坚持着针对“三人十只眼”的抗议活动。我还没抄完那首诗，忽然，身后有个小伙子大声地提醒说“注意，那些披棉大衣的家伙甩掉大衣了”

我和肩靠肩的几位抄诗者同时回过头去，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陡然，本来故意搞得灰黑一片的广场，每个灯柱上的所有圆灯猛地全亮了。

这时已是九时三十五分。

我本能地随着激昂的人群转身朝广场西南角跑去。正当我被愤怒和惊愕弄得几乎发狂时我虽然估计到会有比白天更严重的压制，但万没想到从一百米外扑来的黑影竟裸地举着粗大的棍棒，蓦地，我清清楚楚地见，一个穿着蓝工作服的小伙子跳上了前面的灯柱，他双脚紧攀，左手紧抱，右臂猛烈地挥舞着；我一辈子忘不了他那朴素的短发下，被真理之光照亮了的那张涨红的脸，特别是那双闪着无畏光芒的眼睛。我和身边一同奔跑的人不由得奔向他所在的那根灯柱，这时虽然灯柱上的广播喇叭中讽刺性地轰响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乐曲，我们却仍能听见他指着纪念碑呼出的声音，那声音即使在我们这一代人死去化为尘土之后，相信也会存留后世的听“他们这样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要斗争斗争斗争从1840年以来，从1919年以来，从1921年以来，从1949年以来，中国老百姓争取的是什么什么我们争得的不能丢失去的必须夺没有的必须创”

这时传来了第一批残暴的踢打声和惨叫声。“冲出去啊”是他在喊是周围的人在喊是我在喊记不清

也许是残暴的歹徒一时疏忽，更可能的是被集合去的并非全是冷血动物而有意“网开一面”，我和五六个“幸运儿”竟得以冲出了包围圈。

回到家里，我气愤得一阵阵打颤。我恶心，我想吐。人一旁安慰我，但我只锐利地射了她一眼，便不再她。她虽聪明，却太善良。她猜到了压制，却绝对想象不到带血的棍棒。

披着人送到肩上的旧呢大衣，我呆坐了整整两个小时。人把我抄来的诗文，同前几天我俩已经誊好的诗文合到一起，搁到了装大米的陶罐的底部。我听见她做这件事的声音，却没有跟她说一句话。人办完了这件事，便和衣在床上倚着，先是望着我发愁，后来实在熬不过，合眼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我的思绪从冷冻般的愤怒，逐渐化为针扎般的痛苦，又转为沉重的思考，最后，却只剩下了那灯柱上青年的形象，和他那每个字都有千斤般重的激昂号召。

我是个业余雕塑好者。我觉得心中已经屹立着一尊无比壮美的塑像，我完全忘记了有被追捕的可能，我不想吃，不想喝，不想睡，只想立刻把心中的这尊塑像再现出来。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感觉，就是我负有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我必须完成这尊塑像，不管我需要冒着多么大的风险。

当人惊醒，走拢我身边时，我手持的画板上已经出现了最初的草图。那攀着灯柱扬臂疾呼的青年形象，一下子就攫住了人的全部身心。

“谁”她双手搭在我肩上问。

“他一个英雄一个大家都应该记住的人”

是奇迹也不是奇迹，我一直没有被捕。被“”控制的公安局派人去厂里查过我，党委并没有专门商量过如何应付这种事，但他们面对公安局拿来的明明有我侧影的相片，却个个表情自然地否认厂里有这么一个人。合同医院的大夫在这事发生后的第二天，便一反常规地来我家“出诊”，并给我留下了长休的病假条大家也知道我确实有慢性肾炎；街道治保主任陈大妈见着我总是慷慨地报之以真诚的微笑，唯一对我不满之处，就是屋里既乱搁着那么多的铅丝、木条、胶泥，为什么不养成拉上窗帘的习惯，以免“有碍观瞻”。

在这“病休”的时间里，我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塑像已具雏形。偶尔有生客来家，问道“你这又塑什么呢”

人总是抢着回答“架线工。”

熟客来了，我就拿出设计图，请他们，一边小声地传达着他的召唤。

厂里的几个小伙子轮流来当模特儿，搂着我那小平房里的旧木柱子摆姿势。我总是不满意他们，常常说“都不能传神。应该找到他，请他自己来。”

“是呀，该找到他”人这么说，同志们这么说，我也这么说。

但是，在那阴云四合的岁月里，到哪儿去找他他在哪儿呢也许，在监狱的铁窗中；也许，像我一样，在某个隐蔽但并不消沉的角落，也许不敢往下想了。

我们的估计从方向上总是正确的，但我们的估计从程度、速度上却总还是显得保守。我以为起码还得“病休”上一年，才有可能到市公安局门口晒晒太阳，没想到仅仅半年以后便云开雾散。

“我恢复了上班，在宣传科里又成了个忙人；我和人一块大摇大摆地去逛王府井；我对每一位来家的客人，无论生熟，都乐于揭开盖在未完成的塑像上的白布，请他们代拟除了架线工以外的任何恰当题目”

我开始积极地寻找他。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二时许，我徘徊在广场的木板墙边。因为纪念堂正在动工，所以出现了这样一道木板墙。木板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小字报，还有童怀周编辑、油印的革命诗抄。人们的情绪是复杂的为打倒“”后能畅快地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感到欣慰，又为未得平反和同志未能恢复工作而感到焦急、充满期待。

我不仅仔细地每一份贴出的文字，而且，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由西向东，由东向西，仔细观察着前来这里的第一个小伙子我想，如果他还健在，他一定会到这里来。啊，这些小伙子们，他们的面容多么严肃，从他的眼神就能出，他们那火热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颗拴系着祖国、民族命运的红心当然他们里面也有一些平凡的，乃至于有明显弱点和缺点的人。有的脸上长有粉刺；有的曾为很无谓的事情同别人吵过架，脖子上的筋胀起老高；有的至今写一篇千字文还总要出十来个错别字；有的早上睡懒觉；有的在电影院里偷偷吸烟；有的总不合时宜地对别人开玩笑但是在这广场，面对着与整个祖国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场面，大家的心弦共鸣了，步伐趋向一致了；青年人自觉地摆脱了庸俗和浅薄，诚挚地思考着历史提到他们面前的艰深而复杂的问题我望着他们，一个个检验着他们，虽然我没能找到他，但我不应当失望，我发现了一条规律当一个人为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思考的时候，即使他原本其貌不扬，其神态也总能焕发出一种异样的端庄肃穆的光彩，令人产生美感，令人愿意亲近我要摄取这诸多小伙子的共同神髓，赋予他的塑像以旺盛的生命

我没有等到他，却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消息。在广场东侧的马克思像下，一位熟人告诉我，因而被捕的青年中，已有一些人获得了释放。他告诉了我一位被释放的小伙子的姓名住址，据说，这位小伙子正是因为公开演讲被捕的。

我想，这应该就是他。我气喘吁吁地按地址找到了那条名称古怪的小胡同，这条胡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仍是硬邦邦的黑土地面；我迈进了一个古老的小院，同北京无数的小院一样，由于十八年来建筑业处于可以理解、但不可原谅的状况，人们只好“自力更生”，到处是蘑菇般的自盖小屋；全院起码有七八家人，却仍然只有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我呼唤着英雄的名字，小西屋的门开了，有声音请我进去。

我一眼就出那不是他。我面前的小伙子尽管年龄上同他差不多，大约有二十三四岁，相貌却完全不同头发蓬松，鬓角留得很长，穿着颇为讲究但架着一对木拐。

说实话，一开始，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他显得疏懒和慵倦，完全没有我预先臆测中的那种雄姿英态。

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之后，我不免问他“你是为什么被捕的呢”

他淡淡地说“他们说我发表了反动演说。其实，我不过是大声议论了一阵。”

他似乎没有兴趣重述那些议论。我也就暂且不问。我环顾着他家的小屋，只有十二平方米的样子，简朴而整洁。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我妈。她是个会计。她有冠心病，身体不好。”

“你被捕以后，她一个人可怎么生活呢”我不禁同情地问。

没想到，他反而微笑了，精神一振地说“怎么生活从某些方面，她生活得要比以前还好因为，自从我被捕的第二天起，我们单位就不断有人来，有的留下一捆芹菜，有的撂下两个果子面包，有的来了就抢着洗衣服；还有一天，来了四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姑娘把妈妈拉去逛天坛，等妈妈回到家，屋子整个重新糊了顶棚，喷了墙壁，样样东西都掸过、擦过，炉子上的铁壶也用去污粉擦得锃亮；在北墙上，还挂上了一张新的周总理像，是挺少见的一个镜头跟陈老总、贺老总在一起参观展览，胳膊抱在胸前，笑着妈妈望着这一切，先是微笑，然后就坐在床上，哭了”

我望着那张仍旧挂在北墙上的照片。我也想笑，我也想哭。平凡的人，平凡的事。但平凡的人在推动着历史，平凡的事反映着人心的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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