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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 朱元璋的三十一载帝业风云（第2页）

夺门之变后，朱祁镇重登皇位，将袁彬擢升为锦衣卫都指挥。然而，袁彬后来遭门达诬陷，幸得一位小油漆工挺身而出为其伸冤，才侥幸逃过一劫，最终却被贬往南京。

朱骥是于谦的女婿，他对公正断案和洗清冤屈满怀热忱，因而被后人赞誉为“青天”。在他掌管锦衣卫期间，简化了诏狱中的残酷刑具，对每一个案件都细致审问，力求还原真相。英宗复位后，他曾被牵扯进于谦一案，好在最终沉冤昭雪。于成化年间，朱骥再次掌管锦衣卫，并对其进行了整顿。

牟斌仁厚刚正，以袁彬和朱骥为楷模。在万通任指挥使时，他还只是锦衣卫中的基层人员。明孝宗登基后，在太监怀恩的大力举荐下，牟斌成为了锦衣卫指挥使。他经手的每一个案件都力求真相大白，曾勇敢地救护名士李梦阳，却因刚正不阿而两次被罢官。

正德时期，钱宁于正德八年被赐姓朱并成为锦衣卫指挥使，他狂妄自大，对外自称是皇庶子，不可一世。但他空有其名，无才无能，只把诏狱当作搜刮钱财的工具。正德十六年，因与宁王交往过密，被朱厚照抄家配，世宗即位后被处死。

江彬原本只是为朱厚照的豹房填充美女之人，后来却怂恿朱厚照出宫寻欢作乐，逐渐取代钱宁的地位，甚至兼管东厂，一时权势滔天。然而，武宗死后，江彬被皇太后下懿旨逮捕抄家并处死。

锦衣卫的权力不断膨胀，其手段的残忍与跋扈引了朝堂上下的恐慌与民怨。尽管其中也有部分正直之士试图力挽狂澜，但终究难以扭转整个局势。

直至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在位期间，最后一位锦衣卫指挥使被杀，锦衣卫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清朝也曾短暂设立过锦衣卫，但仅仅维持了一年便草草收场。

朱元璋为惩治贪官功臣，专门设立了锦衣卫，严密监控，稍有风吹草动便严刑拷问，抓住把柄绝不轻饶。那些曾为大明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臣子，在他的严苛律法下如履薄冰。

然而，他对自己的儿子们却是无比优待。大肆分封藩王，赋予他们极大权力，让其在封地为所欲为。这些藩王们有些不仅坐享荣华富贵，还肆意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百姓们苦不堪言，却无处伸冤。

同样是大明子民，功臣们稍有差错便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他的儿子们却能践踏百姓的利益。这种鲜明的对比，实在是有失公允，也让人对朱元璋的统治方式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朱元璋一生育有26个儿子和16个女儿。长子朱标立为太子。女儿们也都嫁入名门望族，为巩固明朝的统治挥了一定的作用。

朱元璋先后将他的26个儿子和1个从孙册封为藩王，并派遣他们分驻于全国各军事要地，以期“慎固边防，翼卫王室”。

这些藩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驻守北方边塞的“塞王”，他们肩负着防御蒙古人侵扰的重任。这些塞王兵力雄厚，如宁王拥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燕王的护卫甲士更是多达十万。

而且，晋王和燕王还具备调动附近驻地军队的权力。

另一类则是驻守内地的藩王，他们手中的护卫甲士相对较少，军权有限。在分封制度上，明朝初期参照了元朝旧制，诸王虽受封各地，拥有世袭爵位，但“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也就是说，他们无权干预当地的民政事务，没有属民和封地，其收入主要来自朝廷放的“宗禄”。

朱元璋实施这一封藩制度，本意是保证朱氏天下不被外姓侵夺，使皇室成员拥有累世权力。各王府配备三护卫，约一万六千人。他将儿子们分封至边塞重镇及内地重要城市，让众子“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并赋予他们节制王府所在地方驻军的权力，致使边境九王皆手握重兵，内地诸王亦“部兵跃武，并列内郡”。

规定亲王冕服为九章九旎，车骑邸第仅比天子低一等，天子之臣，即便贵至太师、垂相、公侯，也不得与亲王讲分礼，必须伏而拜谒。

亲王的子孙后代中，嫡长子袭封亲王，其余诸子降等袭爵，例如亲王子的嫡长子仍为亲王，其余诸子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袭爵仍为郡王，其余诸子则为镇国将军，以此类推。

朱元璋强调“眷亲支之厚”，给予了藩王们优厚待遇。亲王禄米一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其宫室造作、婚丧嫁娶等费用亦由政府承担，王府官员同样按规定由政府支给禄俸。

如此一来，在明洪武时期，除太子之外，藩王成为了封建等级中最具权势的阶层。他们不仅掌控着封藩所在地的统治权，还握有相当的军权，以及对所在地方官员（包括王府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一定控制权，同时在经济上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朱元璋的这一做法虽旨在维护自家天下，却也因此开启了“藩衅”的隐患。尽管他在晚年意识到分封制度的弊端，其遗诏中已将各地藩王的部分军政大权收归国有，下令“诸玉临国中，无得至京。

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但这一隐患最终还是在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后爆。建文帝迫不及待地实施削藩政策，废周王为庶人并将其家属抓至京师，安排人手接管北平布防并监视燕王，还羁留齐王、逮捕代王、废岷王等，一系列举措逼反了燕王朱棣，引了“靖难之役”。

朱棣登基后，接过削藩大旗，继续推行削藩举措。他先改变藩王们骄横贪婪的心理情绪，对不合理要求坚决制止，如拒绝宁王以杭州封予的请求，改封其于南昌；

训斥代王朱桂奏请封女户徐忠的行为；拒绝肃王朱楧奏请药材、书籍的要求等。同时，朱棣大封靖难功臣以加强中央力量，并对有不轨行为的王府加强军事监视。他还对违法干纪的藩王予以坚决打击，并借机增立藩禁，如岷王与西平侯沐晟交恶，朱棣虽表面对沐晟严加戒谕，实则剥夺了岷王的权势并对其行为进行监督。

此外，朱棣收缴王府护卫军，欢迎王府主动献还，永乐一朝，被收缴护卫军的王府已占半数。

经建文、永乐两朝的削夺，明朝朝廷全面收回了王府的军政权力，分封制度在政治上生了根本性转变，解除了王国对王室的威胁，也使王国失去了拱卫王室的作用。

此后，明朝后世皇帝秉承“裁削精神”，对宗室藩王的限制愈严苛，甚至达到了“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无罪固一城，被之以虚名，而实之以庶人”“箝制之者无不至”的近乎囚徒的待遇。

于是，这些无法登上皇位的藩王们，只能困守王府，在规则许可的范围内，以寻欢作乐为务，极尽奢靡铺张之能事，朱元璋所期望的藩屏王室的作用彻底消失。

但朱元璋定下的“眷亲支之厚”、国家厚养宗室的政策始终未变。在国家供养下，宗室藩王们毫无节制地繁衍后代。据相关资料记载，洪武时宗室人口共计58人。正德年间，增至2945人。嘉靖八年，“宗室载属籍者82o3人”。嘉靖四十三年，“盖四万有奇”。隆庆五年，不计郡县主君及仪宾，玉牒现存者共

位。万历二年，“载玉牒者四万，而见存者可三万有奇”。至万历四十年，据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疏称“万历三十二年，玉牒宗支共计一十五万七千余位，今袭封新生已逾十四年，又有六十余万位，比之弘、正间，不啻百倍”。

明朝在嘉靖年间，拖欠宗室俸禄的情况已相当严重。嘉靖八年二月，詹事霍韬上疏称“宗室日广，禄费不给”。同年四月，礼部尚书梁封也表示“若不早为议处，委难善图其后”。宗禄的急剧增长使国家财政陷入绝境，同时也引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由于祖制难改，且宗室人数众多、势力庞大，一旦触动其利益，恐生内乱，大明朝廷只能勉力维持供给。

明朝的宗室藩王及其子孙后代，在朱元璋制定的分封政策下，成为了坐享厚禄却无所事事的寄生阶层。

而后世虽在政治、军事方面对宗室的权力持续削裁，但在经济领域并未触及。最终，宗室的庞大开支成为了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倘若能将宗禄的一部分用于兵饷、安抚流民等，明朝或许不会在流寇和满清的夹击之下如此迅地走向灭亡。

公元1398年，朱元璋驾崩，享年七十一岁。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但随后不久，朱棣动了“靖难之役”，推翻了建文帝，自己登上了皇位，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的永乐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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