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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苏轼对神宗小皇帝急了眼（第1页）

在给神宗皇帝的上书中，苏轼又说：

微臣听闻坊间近来有传闻，陛下出台了一些纠偏过激的行政措施，追回派出实施变法的官吏，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迹象，朝野间也都奔走相告、弹冠相庆。

但是，我的亲！原来陛下在做的不过是，只委派地方监司机构到民间打探一下新法管理强行抑配的情况，看看老百姓还有没有承压的空间！比如那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在朝廷体制之外另设一个部门。实际上该部门就是撇开原有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僚，另外任用一批新人来推行变法。

在苏轼看来，这个新机构的执掌与中书、宰相重合，不但其本身就增加了冗员和冗费，而且使得“民实惊疑”“吏皆惶惑”。要“复人心而安国本”，就应该罢去“新法”的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如此，“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

苏轼越说越气，简直要出离愤怒了。

他说，微臣还听说陛下认为，新法最终退而求其次还总可以在西北三路地区试行，我苏轼就纳了闷了，泱泱大中华的西北三路人民难道就不是陛下的赤子百姓与臣民？难道就该做行医者试用毒药的试验品吗？

如今陛下推行的新法一连得罪了老百姓、军队、官吏以及士大夫等社会各阶层，我并非是危言耸听来吓唬陛下，我也没这个胆（这倒是一句瞎话）。青苗法、助役法实施后，农民们内心不安。均输法令颁布后，商贾们不能正常经商，老百姓也买不来东西因而生活不便。合并消减军队，驱逐伤残兵士，贬斥从军人员等举措，使军队中的军人开始对朝廷产生怨恨之情。青苗钱既然要散发，那么就不该再禁止或抑配，不然下级的官吏就会因收不到利钱而受到责罚。

以上这些，还有近来的不管是放任谬误强推新法，还是朝令夕改、粉饰过错都是微臣我寝食难安、扼腕叹息的根源啊！

说到这儿，我们结合神宗皇帝的变法背景与决心，作为现代的职场人士，我们大多人也不难理解苏轼在宋神宗心中的形象之变化了。

如果说《上神宗皇帝书》还是对事不对人，那么一个月之后的《再上皇帝书》就堪称直接的人身攻击了。其言辞之激烈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几至无法相信是出自温文尔雅的苏轼手笔了。

他不但进一步将“新法”贬低得一无是处（“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随之”），而且其行文之间虽未指名，然而天下谁人不知句句不离王安石其人。其中最末一段，苏轼竟将王安石比作魏晋之际的奸臣贾充，要求神宗将其罢免（今天下贤者，亦将以此观陛下，为进退之决）。

实事求是地说，这就颇有些“要挟”的味道了。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从熙宁二年（1069）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结束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王安石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　　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王安石仍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非凡勇气，亲自操刀撰写了《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也即为试策。

熙宁三年春，神宗皇帝起初想起用苏轼为新学改革的主考官。

王安石知道后，赶紧上奏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学的都是旁门左道（所学乖异），决不能让他充当考试策论的考官。

神宗没法，只得让苏轼充任编排试卷官。

宋代贡院置这一官名，简称“编排官”、“管号官”。编排官一般选派翰林学士、六部员外郎等充任，主掌举人试卷字号之编排和合格举人名次之编排。殿试唱名时、在御座前依照名次将试卷对号拆封，转交中书待郎。按现在的思维，也就是个排名次与唱票的助理角色。

但苏轼却并不能满足于这一角色，又再一次地像鲁迅先生那样，以他的作品为匕首、为投刀，直刺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陋。

所以，这一次仍对新法抱有抵触的他，再一次地闹出了个大动静。

苏轼先是以皇帝的口吻为殿试撰写了一篇《拟殿试策问》，大意是：我赵顼何德何能，不过是老天的垂怜，已赐给我这么多的忠良贤士，他们都已服务于朝廷。这些个大夫贤士都撇家舍业、背井离乡地来到朝廷里，根本不是为了挣工资，而是为了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国君社稷。

我赵某人改年号“熙宁”以来已经三载了，但是呢，还远远没有达到孔老二所说的那种安居乐业的治理标准。社会矛盾不少，民风还不够淳朴，自然灾害频仍，战争不能平息，小商小贩还不能够安心地做生意。

最后，再用一种激励的口气说到，诸位莘莘学子们，你们可要畅所欲言不要保留啊，为了我大宋社稷多多建言献策啊，你们的试卷朕可是会仔细阅览的哟！

按说，苏轼这也是在例行公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殿试过后，成绩也都揭晓了，苏轼作为编排官去集英殿参加了应考士子考卷的编排工作。对于朝廷摈弃用于事无补的诗词歌赋而改用策论考试的方式，直接听取来自五湖四海甚至深山老林之士朴素率真的议论，用此种办法招贤纳士朝野上下也还都心悦诚服。

关键是，苏轼退朝后对当前的新法推行仍是如鲠在喉。

他认为不管是以前的诗词歌赋，还是后来的嘉祐年来的古文，再就是现在的策论，因为文章关乎着读书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一旦那种文风或是那种观点迎合了圣上的口味，得到圣上的认可，那么天下人就会不惜违心地去效仿之。

不行，还得上书神宗皇帝！

苏轼回到家，心潮澎湃，难以入眠。于是就批衣起坐，剔亮银灯，用在居蜀期间跟父亲大人苦学来的知识，笔头生花、旁征博引地又重新起草了进士答殿试策论一道。

文章中，苏轼首先引用《礼记》中的一段话来劝谏神宗皇帝，说陛下您要先自身清纯才能够接受五味，先本身洁白才能接受五彩。微臣希望陛下首先要清净自身使自己的内心清静无为，心静自然凉嘛，然后逆耳的忠言、利国的谋策，才能听到您的心里！

（）;（）　　微臣害怕的是，如今某些歹人的歪理邪说业已充塞了陛下的心室，陛下已被朝野上下的正邪之争扰乱了自己的分辨能力，俗话说是“被黑馍馍占住嘴了”，到时候，即使有了治国良策（白馍馍），陛下也是听不进去的。

说到这，按现代市面上流行的社交学书籍的教程分析，被影射者——王安石先生，该不会是赞同、而是不出意外地要恼羞成怒了吧。

苏轼又说，都说“君主的圣明统御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有伦有序”这句话，微臣认为陛下并不一定真正地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把事情的主次给弄颠倒了（注意这里边的分寸）！百官各司其职，难道是圣上挨个去督促他们吗？万事运行有序，难道是圣上亲自规划的结果吗？叫我说，官员日常的办公有序，这叫“职”，办事有先有后，此为“序”。

如今，陛下您让新任的两府大臣侵夺了三司掌管财货的权力，让常平使者扰乱了路司、太守、县令的正常管理。刑狱方面，不是交给有关部门严格按法律程序去办理，而是取决于执政大臣的意志。边关战事的重大决策，不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交给将帅们自己去决定，而是听从于身边小卒子“井底之蛙”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百官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值守了！

陛下要想实行王道，首先应该讲求的是道德道义，最后迫不得已才去动用刑罚。还有就是凡事要先讲仁义，最后再去谈利益。然而陛下却把这些东西的顺序都给弄反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万事万物的运转都失去了正常的的秩序。比如说，宰相的职位自古以来都是在论道中经营邦国的，如今陛下您让中书省只能机械地执行条例司的文书，而把中书省的职权彻底地给剥夺了！

如今朝廷的危害，在于时机还未成熟就强推新法，人心怎能信服，成就事业要循序渐进的嘛。如今治理政事的人都已不讲究情理了，而是靠着君主的权势和赏罚的威严，威逼着人们去做事。

苏轼甚至还举例说，按照常识，用斧子强行地去劈木材，一定是会劈开的。但是，若你不按照木材的纹理去强劈，说不定斧子还会被劈卷刃的（有点威胁的意味）。

如今陛下强令农民向官府借贷青苗钱，与商人争夺利益，天下人都认为朝廷是在牟利，而陛下却认为此是义举。而近来推行的助役、均输等政策，加之军队中严惩逃兵的政策，骤然轻率地执行，都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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