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人才辈出,其中法家的崛起速度发人深省。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通过改革,使弱小的秦国一跃成为能与齐、楚抗衡,争雄于天下的大国,可谓劳苦功高。
乱世有一个优点,即可以不拘一格任用人才,这为贫寒子弟向上流动提供了道路。在战国时期,一个人只要有才华且有雄心壮志,就不会被埋没。商鞅早年由于没有遇上明主,所以郁郁不得志,差一点枉死在魏国。商鞅渴望使尽平生所学,立名于当世,立功于后世。所以,当他听说秦孝公为重振秦穆公的霸业而下令遍寻天下贤才时,商鞅毅然离开让他彻底绝望的魏国,只身前赴当时还是弱小的秦国。
商鞅本姓公孙,名叫鞅,他是卫国国君某姬妾所生之子,后来之所以被称为商鞅是因其在秦国封地的缘故。
秦国虽然弱小,地处偏远,但像商鞅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想见秦孝公一面也是很难。为了理想抱负,商鞅俯身低就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引见自己。
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言辞恳恳,孝公却昏昏欲睡,没听进商鞅的一言半语。事后,秦孝公责备景监,说他推荐之人乃迂腐呆滞之徒。
景监也很无奈,这时商鞅再次求景监引见,景监对商鞅还抱有一线希望,所以再次答应了商鞅的请求。第二次召见,秦孝公懵懵懂懂,觉得商鞅说得有理,但不合他的心意。景监被秦孝公责备后,将商鞅当做出气筒。商鞅说,他用称王之道开导秦孝公,但是秦孝公急于求成。事不过三,经过两次交谈,商鞅已经完全探知秦孝公的心愿,请求景监第三次引见。秦孝公第三次召见商鞅,果如商鞅所料,他很信服商鞅的话。
原来秦孝公复业心急,复仇的心更加殷切,渴望在有生之年称霸中原,重振秦穆公的雄风。古语云,欲速则不达。欲成大事,而又想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办成,唯有施行霸道。
后来,秦孝公召见商鞅几次,商鞅都用称霸之道开导秦孝公。秦孝公对霸道很痴迷,所以与商鞅交谈时,他会不知不觉移席靠近商鞅,不厌其烦地听其讲解。
法家注重的是刑罚之学,商鞅知道法家的弱点,即威严过重,缺少恩德。但诸侯国争战不断,商鞅久不得志,加之秦孝公诚心重用,他只能赌上一把,利用严刑峻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增强秦国国力。
面对疲弱的秦国,商鞅要辅助秦孝公称霸,力图一改旧貌只能施行变法。但商鞅变革遭到了保守派甘龙和杜挚的反对。
商鞅告诉秦孝公,心思犹豫不决则必然拖累行动,如果行动不果敢,则必然劳而无功。见解高远的人不会拘泥于俗见,而见解独到的人也未必会得到众人的认可。愚昧的人不会事先谋划,即使事情成功了,他们也不明所以;相反,聪明人谋事于未萌,料事于未发,对前因后果清楚明了。
这一席话的意思是,拘泥于俗见的人并不值得与他们商议变革大事,因为他们只会遵循过去的礼法,不懂创造。
甘龙等老臣过于尊崇过去的礼法,认为流传下来的老规矩才是治理国家的良策。甘龙说,“圣人不会通过改变民俗来教育百姓,有智慧的人不会胡乱更改祖上礼法。顺应过去的民俗以教育百姓,不用劳神费心就能成功,沿袭祖上礼法治理国家,百姓的生活才会有序,行为才会有依据,天下才会安定。如果擅自变法,天下必然大乱。”甘龙是保守派,不仅不主张变法,还认为变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变法的确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但如果一贯安于现状,唯祖上之命是从,则只会守成,无法壮大国力。甘龙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
为反驳甘龙的观点,商鞅朗声说道:“聪明人负责制定礼法,愚蠢的人不知变通,天生注定是被聪明人的礼法约束的命。贤能的人懂得因势变更法度,无能的人蠢笨如石,只会傻傻坚守,全然不知因时而变。”
这几句话,字字如利箭射中甘龙的要害,甘龙无言以对。商鞅话锋逼人,霸气凛然,老臣杜挚起身反驳。
杜挚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最好不要贸然变更礼法;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最好不要更换国家旧器。坚守祖上礼法不会有过错,让百姓安于俗见不会出现偏漏。如果当冒失鬼,肆意妄为,难免扰乱天下。
杜挚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只因惧怕变法会带来不利影响而一味排斥,势必会丧失变法的最佳时期。
面对这两个顽固派,商鞅越战越勇,他说道:“治世不一道,便(变)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这话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并没有亘古不变的礼法,只要有利于国家,旧的礼法是可以被超越的。
春秋五霸都是先经历国内变革才先后称霸,秦穆公称霸就得益于五羊大夫的辅助,最终成为一方霸主。秦孝公立志图强,苦无善策,商鞅才高志大,秦孝公自然极力支持。
两千年前的“真人秀”
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诸侯国以利相交,彼此毫无信誉可言。百姓遭受接连不断的战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有今天不知明天的日子,他们渴求安定的生活。
百姓只求温饱,不能与商鞅等人谋划变革大事,但社会的变革最终要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才是变革的最终承担者。如果国家脱离百姓,只有上层变革,那无论这个国家的上层如何先进,它都只是一只纸老虎。
商鞅意识到颁布新法如果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贯彻执行起来势必困难重重。在农耕社会,百姓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商鞅虽不相信人民的智慧,却相信人民的力量。为了保证新法在百姓中顺利地进行,商鞅认为必须取信于民。
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在秦国国都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只要有人搬木头到北门,国家赏赐十金作为报酬。
搬动一根三尺长的木头,赏赐十金,做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却付如此高的酬劳,百姓初时并不相信。很多百姓站在城门外观望,不知商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观望者越来越多,却仍无人向前搬动木头,商鞅增加赏金到五十金。
作为智识超凡的大才,商鞅不仅对刑罚深有钻研,对人性更有一套独特的见解。大概而论,儒家信奉人性本善,要求朝廷不要肆意干预百姓,相信百姓会朝善的一面发展。与儒家不同,法家觉得人性本恶,认为百姓需要朝廷严加管理,否则人必趋向坏的一面。
当时,人皆趋利避害,很少有孟子所谓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首先,经过春秋、战国之乱,作为人们行为准则的周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上层将周礼当做实现目的的幌子,社会下层直接视周礼如无物。为了生存,很多人都是苟且偷生,内在的道德观已经崩溃。
商鞅将赏金从十金增加到五十金,就是想以重利诱导百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金加到五十金后,百姓人头攒动,三五,交头低声商议。人人跃跃欲试,但仍无人敢出来搬木头。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里终于走出一个人,他说:“让我来试试。”说着他就把木头扛起来,将其搬到了北门。商鞅果真派人赏给那个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金。
这件事传开后,在秦国引起了轰动。老百姓都相信左庶长商鞅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城门立木,只为取信于民。商鞅通过此事就是想告诉百姓,让他们相信朝廷。凡是朝廷颁发的诏令,一定言而有信,不问身份尊卑,对有功者必赏,对违法者必罚。
自古以来,“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都是堂而皇之的谎言。百姓见商鞅做了一件很真实的事,更希望看到商鞅兑现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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